马，能够踏霜雪，抵御风寒。它们吃草饮水，抬起蹄子行走，这就是马的本性。即便有华丽的宫殿，它们也无需享用。直到伯乐出现，说道：“我能驯服马。”于是烧烙、修剪、雕刻、束缚它们。用绳索和马槽将马圈养，经过这些处理后，马死了十分之二三。再通过饥饿和奔跑训练，强迫它们整齐划一，前面有嚼子的约束，后面有鞭子的威胁，最终马死了一半以上！陶工说：“我能塑造黏土。”圆形的符合圆规，方形的符合矩尺。木匠说：“我能打造木材。”弯曲的符合钩线，笔直的符合墨线。然而，黏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是为了符合规矩和线条吗？尽管如此，世人还是称赞伯乐善于驯马，陶工擅长制陶，木匠精于造木。这就像治理国家的人犯下的错误一样。
我认为治理天下不应如此。百姓有着自然的本性，织布穿衣，耕田吃饭，这就叫做共同的德行。统一而不结党营私，称为天放。因此，在道德最高的时代，人们的行动稳重，眼神坚定。那时，山间没有路径，湖泊没有桥梁；万物和谐共处，禽兽成群结队，草木自由生长。所以，禽兽可以被牵绊着游玩，鸟巢可以攀爬观看。在这个充满至德的时代，人类与禽兽同居，与万物共存。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！无知无欲，这就是朴素的状态。朴素能使百姓的本性得到体现。等到圣人出现，跛脚行走宣扬仁爱，踮脚行走推行正义，天下开始疑惑。纵情享乐，繁文缛节成为礼仪，天下开始分化。因此，若纯朴不被破坏，何须牺牲品？白玉不被雕琢，何需玉器？道德不废弃，何必仁义？性情不偏离，何用礼乐？五彩不混乱，何需文采？五音不混乱，何需六律？
毁坏天然的材质制作器具，这是工匠的过错；破坏道德追求仁义，这是圣人的失误。马在地上生活时，喜欢吃草喝水，高兴时相互摩擦脖子，愤怒时背对彼此踢打。马只知道这些。加上横木和辔头，它便知道如何躲避障碍、抗拒命令。因此，马变得聪明且懂得偷窃，这是伯乐的过错。在赫胥氏的时代，人们生活简单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含着食物嬉戏，吃饱后四处闲逛。民众就是这样。等到圣人出现，通过礼仪规范矫正天下之形，悬挂仁义安抚人心，民众开始追求智慧，争夺利益，无法制止。这也是圣人的过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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